東海波濤惡，風(fēng)帆可往來
    誰是第一個溝通中日的人？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？并沒有確鑿的文字記載。鑒真和圓仁是大家所熟悉的，但唐代來揚州并留下記錄的，還有一個日本和尚常曉。
    大唐開成三年（838），日本天臺宗僧人常曉等人隨最后一批遣唐使入唐。他是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“入唐八家”之一?！冻院蜕姓垇砟夸洝肥浅曰貒笙蛉毡咎旎食蔬f的報告，內(nèi)容主要是從揚州帶回去的物件目錄。其中談到他在揚州求學(xué)的過程說：“五年（838）六月進(jìn)發(fā)，同年八月，到淮南城廣陵館安置。”他所說的“淮南城廣陵館”，即揚州城廣陵驛，系官府招待賓客之所。常曉在揚州待了一年，收獲很大。除了修行，還得到揚州寺廟贈送的一批經(jīng)典、佛像、道具，均為“棲靈寺阿阇梨之所傳付也”，也即今大明寺和尚所贈。
    唐代之后，渡海來華的日本名人不多。直到明代，日本使節(jié)策彥周良寫下了《入明記》，記錄了揚州運河的風(fēng)光。策彥周良，號怡齋，更號謙齋，日本京都天龍寺妙智院高僧。他于明嘉靖十八年（1539）與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兩次作為日本遣明使來華。據(jù)記載，策彥周良在揚州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：嘉靖十八年（1539）十二月九日，日本船仍然停泊于揚州驛河邊。這天一早，揚州知府就來到廣陵驛碼頭，探望日本使節(jié)。“正使及余兩居座以下上岸，伸禮謝于禮賓軒下。相揖者于再、于三，無拜”。其時“知府又贈美釀佳肴”，表示揚州主人的友好。策彥周良也“將黃麗扇一柄、方紙五十枚，贈知府劉宗仁”。彼此都很友善。
    東方絲路還連接著朝鮮半島。從韓國來華最早的名人是崔致遠(yuǎn)，字孤云，新羅末期人，被稱為韓國的儒學(xué)之宗。他的《桂苑筆耕集》固然不是史料，但就揚州文化研究而言，它仍是一座富礦。書中談到揚州金銀制作技藝、漆器制作技藝，現(xiàn)在都成了非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。他還談到唐代揚州生產(chǎn)綾絹錦綺，出產(chǎn)新茶，甚至盛產(chǎn)櫻桃。
    明代弘治元年（1488），有一位朝鮮中層官員崔溥因事奉差出海，不料遭到暴風(fēng)襲擊，同船四十余人從朝鮮濟州島漂至中國浙江臺州。他們最初被疑為倭寇，后經(jīng)審查，排除嫌疑，受到中國官民的友好接待，便由杭州沿運河到北京，再從陸路返國。崔溥把在中國的經(jīng)歷寫成《漂海錄》一書。有學(xué)者認(rèn)為，五百多年前的這部《漂海錄》，堪與《馬可·波羅游記》媲美。從書中可以看出崔溥一行在揚州的經(jīng)歷：“至廣陵驛。是日晴，自水府神祠開船至揚子江。江邊五六里，蕩舟于陸者，前后相望。”他所說的廣陵驛，就是日本和尚常曉提到的“淮南城廣陵館”。他接著寫道：“驛北一里，即揚州府城也。城中有府治及揚州衛(wèi)、江都縣治、兩淮運鹽司。”
    清代來華的朝鮮人更多。有一位洪大容，字德保，號湛軒，朝鮮李朝漢城人。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，他隨叔叔洪檍所在的朝鮮使團來中國，《乾凈衕筆談》就是他的記錄。洪大容與中國朋友交往，互有贈書。洪大容把《東國記略》送給中國朋友，中國朋友把《感舊集》送給洪大容。《干凈衕筆談》記道：“頃賜《感舊集》，揚州有之，不多印。”《感舊集》即《漁洋山人感舊集》，王士禛撰，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刻于揚州。
    還有一位李德懋，號炯庵，曾任朝鮮李朝奎章閣檢書官。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，他以書狀官隨員身份訪華，在北京逗留一個月。《清脾錄》是他以中國傳統(tǒng)詩話的形式，品談朝中詩歌人物的書。書中引用袁枚的一句詩，叫“論定揚州月二分”。他并沒有到過揚州，但他的《清脾錄》卻談到二分月、槐安夢、揚州鶴等揚州典故，充分表明揚州在文學(xué)上的魅力。
    另一個樸趾源，字仲美，號燕巖，十八世紀(jì)朝鮮思想家。1780年，他堂兄樸明源被任命為訪華正使，率團赴清賀乾隆壽辰，他隨團來到北京。他雖然并未到揚州，但《熱河日記》數(shù)次提及揚州，談到對三把刀的羨慕，對史可法的景仰。沒有絲綢之路的聯(lián)系，揚州的影響不會走出國門如此之遠(yuǎn)。
西方不可見，駝馬通有無
    揚州有一座馬可·波羅紀(jì)念館，是紀(jì)念七百年前到過中國并在揚州做過官的意大利威尼斯人——馬可·波羅。馬可·波羅曾經(jīng)寫過一本書，叫做《馬可·波羅游記》，這本書是怎樣談?chuàng)P州的呢？原文寫道：“揚州城很大，它所屬的二十七座城市，都是美好的地方。揚州很強盛，大汗的十二男爵之一駐扎在此地，因為這里曾經(jīng)被作為十二行省之一。我要向諸位說明的，是本書主人公馬可波羅先生，曾奉大汗之命，在揚州城治理達(dá)三年之久。”
    比起馬可·波羅來，他的同鄉(xiāng)鄂多立克的運氣要差一些，很多中國人不知道他的名字。其實鄂多立克和馬可·波羅、伊本·白圖泰、尼可羅·康提一起被稱為中世紀(jì)四大旅行家，他的《鄂多立克東游錄》和《馬可·波羅游記》、《曼德維爾游記》一起被稱為蒙元時代三大東方游記。馬可·波羅來到中國的時間是1275年，鄂多立克抵達(dá)中國的時間是1322年，比前者晚四十七年。
    鄂多立克生于意大利小公國弗尤里的珀德農(nóng)，年輕時加入圣方濟各會。他到過揚州?！抖醵嗔⒖藮|游錄》寫道：“這是座雄壯的城市，有實足的四十八到五十八土綿的火戶，每土綿為一萬。此城內(nèi)有基督徒賴以生活的各種大量物品。城守僅從鹽一項上就獲得五百土綿巴里失的歲入；而一巴里失值一個半佛洛林,這樣，一土綿可換五萬佛洛林。”
    有學(xué)者說過，在某種意義上，早期中國和西方的交往，主要就是中國和意大利的交往。一個證據(jù)是，1951年揚州拆毀古城墻時，在墻磚里偶然發(fā)現(xiàn)兩塊元代拉丁文墓碑。據(jù)考，兩位墓主是意大利人兄妹，他們先后于1344年和1342年去世，葬在揚州。
    明代重啟海上交通，先是鄭和走出去，后是利瑪竇走進(jìn)來，雖然國門并非自愿打開，但是東風(fēng)已經(jīng)吹到西方，西風(fēng)也吹到東方。其中，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曾德昭的《大中國志》一書，在西方生產(chǎn)了巨大的影響。
    曾德昭，原名謝務(wù)祿，1585年出生于葡萄牙尼澤城，十七歲入耶穌會，1613年到南京傳教。他的主要著作是《大中國志》。他顯然了解揚州，特別談到揚州美女。他說中國小孩生得勻稱，“南方省份尤其如此。而有的地方在這方面特別有優(yōu)勢，如在南京省揚州城，當(dāng)?shù)氐呐吮徽J(rèn)為比其他地方的女人更美。”這是西方人最早提到“揚州出美女”之說。
    明天啟七年（1627），由德國傳教士鄧玉函與揚州推官王徵合作編譯的《奇器圖說》一書，在揚州首次刊刻問世。這部書以圖說的超前方式，第一次向中國人介紹了西方力學(xué)與機械知識。鄧玉函是德國人，德文名字叫Johannes Schreck，中文名叫鄧玉函，字涵璞。1618年4月，鄧玉函隨法國傳教士金尼閣等離開里斯本，乘船前往中國，先后輾轉(zhuǎn)于江西、浙江、江蘇，最后到達(dá)北京。他應(yīng)該是沿著運河北上，和王徵在北京共同編譯完成了不朽之作《奇器圖說》。
    明清之交的歷史，國外記述甚少。西班牙多明我會教士帕萊福曾任西班牙、墨西哥主教，他在《韃靼征服中國史》中談到滿人入侵的歷史說：“韃靼將軍一進(jìn)入南京省，先是受到中國人的頑強抵抗。”就是指史可法和揚州城的抵抗。但是帕萊福可能沒有到過揚州，另一位意大利耶穌會教士衛(wèi)匡國卻親身經(jīng)歷了這場戰(zhàn)爭。他在《韃靼戰(zhàn)紀(jì)》中說：“那里有個叫揚州的城，韃靼屢次進(jìn)攻都遭到激烈抵抗，損失了一個王爺之子。這座城由忠于明室的大臣史閣老防守，但他雖有一支強大的戍軍，最后還是失敗，全城被洗劫，百姓和士兵悉遭屠殺。”這大約是唯一正面描述史可法殉國與揚州城被屠的西方人著作。
    在回顧絲綢之路上眾多旅人的時候，我們當(dāng)然不能忘記康熙年間訪華的羅馬尼亞人尼古拉·斯伯達(dá)魯·米列斯庫。至今他的故鄉(xiāng)摩爾多瓦還豎立著他的銅像，被譽為羅馬尼亞的馬可·波羅。
    米列斯庫生于羅馬尼亞摩爾多瓦地區(qū)，在當(dāng)時羅馬尼亞的兩個公國擔(dān)任宮廷文書、兵部總管、駐外使節(jié)等職。后到俄國擔(dān)任首席外交翻譯，于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作為俄國使節(jié)出使中國，次年在北京覲見康熙皇帝。他到過揚州。他在《中國漫記》中說：“本省第七大城名揚州府。順大江而上，可以望見一個大洲，從這里起有一條大運河直通這座美麗的城市。所以，這座府城是一個重要口岸，可為皇帝征得可觀的稅收。不過這個府城的主要財源還在于制鹽，這里的居民用海水熬鹽，方法和歐洲相同。”他用贊美的口吻歌頌揚州：“這里自然景色優(yōu)美，空氣新鮮，土地肥沃。府城下轄十八個小城鎮(zhèn)，離城不遠(yuǎn)挖掘了一條六十華里長的運河。運河兩岸一律用白色大理石塊鋪砌而成，工藝精美，無與倫比。”
賴有絲綢路，世界趨大同
    東西文明的相遇，會有一個從隔膜到交融的過程。在揚州發(fā)生的事情，證明這種融合在一千多年前就出現(xiàn)了。在盛唐時代，揚州胡人很多，其中一些胡人在揚州娶妻生子?，F(xiàn)在江都波斯莊，就是這種民族融合的結(jié)果。
    《中國印度見聞錄》是中世紀(jì)阿拉伯人所著的關(guān)于中國和印度的旅行記，它比《馬可波羅游記》要更早幾個世紀(jì)問世。書的原稿為阿拉伯文抄本，來自唐代來華的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等人所撰的見聞錄?！吨袊《纫娐勪洝贩从沉诉@樣一些基本事實：唐代東西海上交通日益發(fā)達(dá)，中國和阿拉伯之間的商業(yè)往來已經(jīng)開始。中國官方對伊斯蘭教持寬容態(tài)度，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(xí)慣。而且在他們比較集中的地區(qū)如“廣府”，還給他們自治的方便。
    書中多次提到“廣府”，說它管轄近二十個城市，是一個大港，城中有號角。據(jù)書中的注釋，這個詞的阿拉伯文原作khanfou，音譯作“廣府”或“杭府”，但還有一種解釋是，khanfou就是“江都”，也就是揚州。法國人索瓦杰1946年在巴黎寫的《中國印度見聞錄·法譯本序言》說：“根據(jù)史料，無論如何也不能低估阿拉伯人在近東與南亞之間海運中應(yīng)有的地位。公元758年以來，居住在廣州的大食人與波斯人眾多，甚至到了足以反抗中國當(dāng)局，并劫掠城市的程度。兩年之后，有上千的波斯大食商人在江蘇揚州的一次兵禍中遇難。”這和《新唐書》《舊唐書》的記載一致。
    中外人際關(guān)系的融洽，可從鑒真有眾多外國弟子看出來。鑒真在天寶十二載（753）再次東渡日本，同行人員中有三名外國人。《唐大和上東征傳》說：“相隨弟子……胡國人安如寶、昆侖國人軍法力、瞻波國人善聽，都二十四人。”這三位外國隨行者，一是胡國人，胡是唐代對西域與中亞諸國的統(tǒng)稱，具體屬國不能確指。一是瞻波國人，故地在今印度東部恒河南岸，法顯、玄奘都曾到過。一是昆侖國人，其地說法不一，當(dāng)是南海諸國之總稱。
    中外人士之間的信任與友誼，還可從日本和尚撰寫《唐大和尚東征傳》得到見證?！短拼蠛蜕袞|征傳》又名《過海大師東征傳》，是日本奈良時代真人元開撰寫的著名傳記。鑒真東渡之前，真人元開已受佛教影響，鑒真到奈良后又親受教化。他的撰書動機與當(dāng)時日本佛教派系間的相互傾軋有關(guān)。鑒真的傳戒弘法活動，觸動了舊教團的既得利益，因而對鑒真及其一派進(jìn)行誹謗攻擊。鑒真的弟子思托為了反擊，打算撰述鑒真?zhèn)饔?，便請真人元開幫忙。于是真人元開于779年，即鑒真逝世十六年后，撰寫了本書。本書敘述了鑒真自揚州出家至日本圓寂的一生事跡，還收錄了作者本人和日本貴族等紀(jì)念鑒真的詩文。無論在史料上，還是在文學(xué)上，《唐大和上東征傳》都具有極高價值。鑒真的一生，也因此而廣為流傳。
    除了僧人，一般中外人士之間的交往更加密切。最動人的一個揚州故事是，揚州著名琵琶家廉十郎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一個日本青年藤原貞敏。
    唐代來華的日本人中，有一部分是學(xué)習(xí)音樂的。公元835年，日本人藤原貞敏以遣唐使判官的身份留學(xué)大唐，師從揚州琵琶名師廉十郎進(jìn)修琵琶，深得廉十郎喜愛。廉十郎把自己的愛女嫁給他，又相贈琵琶樂譜數(shù)十卷。公元839年，藤原貞敏回國，將曲譜和廉十郎臨別相贈的兩面琵琶——一面叫“玄象”，一面叫“青山”，帶回日本。據(jù)伊庭孝《日本音樂史》記載，藤原貞敏從大唐帶回的琵琶樂譜包括《流泉》、《啄木》、《楊貞藻》等琵琶秘曲。揚州廉十郎贈送藤原貞敏的琵琶，或說本有三面。除了“玄象”、“青山”而外，還有一面叫做“獅子丸”。傳說揚州廉承武一下子送三面琵琶給藤原貞敏，海龍王心懷妒意，在藤原貞敏的海上歸途中興起風(fēng)浪，使“獅子丸”沉入海底，所以藤原貞敏只帶回兩面琵琶，成為日本的至寶。
    絲綢之路，把中國和世界，把揚州和世界，緊緊地連接在一起。
    信息來源：揚州日報 信息整理：www.kk-medicalproducts.com